它所采取的是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

[13]如于三川所指出的，不少宗教组织利用广播电台和互联网进行宣传;还有的采用偷运和邮寄宗教经书及音像制品直接进行渗透活动;有的则以旅游观光、投资办厂、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手段为掩护，派遣传教人员人境进行宗教渗透;也有的通过资助建立秘密宗教组织和地下教会等手段进行宗教渗透。[21] 罗广武编著：《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第200页，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17]以至于当时在南疆维吾尔族社会中流传着瓦哈甫田、瓦哈甫田、买的时候花了钱，种上一辈子，租粮一年又一年的歌谣，来表达他们对瓦哈甫这种表面上半公半私的超阶级的土地制度但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封建主经济制度的愤慨，见《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第367-36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但宗教信仰自由，首先需要被理解为一种公民个人思想认知领域的一种选择范畴。[4]在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第一条即是关于平等权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庞大的喇嘛阶层是压在蒙古族人民身上一副沉重的担子。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受当时左思潮的影响、也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它是中国社会制度民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对宗教制度却是可以改革的。[5]上述做法，除了妨碍到国家教育制度的运行，也侵害到青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违反了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中央部门保留这些权力的核心内容，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种权力的行使，既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负责，也可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合力。

这些事务可能单一的，如教育事务、财政事务等。而自治性无疑表现了司法权的地方性。（二）宪法和法律没有否定司法权的地方性 主张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学者还以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实际上，无论是地方人大还是政府抑或法官周遭的人情网络都不是影响法官独立裁判的核心要素。

第三，宪法上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规定。宪法126条强调，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所以，宪法将全国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规范既符合这两个机关的性质，也符合制宪的原理和要求。[3]《人民日报》刊登题为《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第二，绝大部分案件只涉及到个人、法人或社会组织的利益，而不会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重大问题。那么，这些因素是否必然导致司法不公呢？ 从实践中来看，虽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地方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及法官，但基于我国的政治实践，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能对这些人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无论是从司法机关设置、司法职权的界定，还是司法人员的任命及司法经费的保障，仍是由地方承担。如果地方权力机关能够通过人事权干预司法的话，则统一提名、分级任命的具体改革措施并不能真正消除这一影响。既然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司法机关的人事权也具有中央权力属性。（3）司法人员由中央任命。

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审理案件。第四种观点是宪法结构中有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不区分中央与地方的问题。

所以，财政经费的省级统筹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切断地方干预司法的渠道。2014年12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详细界定其管辖权。

（3）负责人员由中央任命。（4）经费由中央政府的财政予以保障。司法权作为一种事权，显然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既包括司法权的核心内容，即审判权，也包括配套性的内容，如司法组织的建立、司法人员的任命、司法经费的保障等。但各州法院则由各州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人员也是由各州依选举或任命产生。（2）司法职权由中央国家机关设定。但在本轮司法改革中，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的人、财、物都将由省一级统一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从而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宪法之所以没有将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开规定，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必要性。

第三，公民平等保护的重大问题更多地是在于立法及行政领域，一般不会关涉司法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

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海作为直辖市，具有面积小、司法机构和人员少的特点，那些面积大、司法机构和人员多的省份，这一任务将更加繁重。作者简介：姚国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7] 宪法和法律规定包括：第一，宪法第 12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而一旦各级领导干部不再插手案件，法官们就能够真正根据法律独立裁判，裁判不公的现象将会明显减少，相应的，法院的公信力自然会提高。这些工作与武装力量建设密切相关的国防行政事务，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离不开地方行政机关的有效执行。如山东全省三级地方法院、检察院将近300个，由省一级机构对这些人员进行专业能力、政治素养、廉洁自律情况进行考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关联邦司法问题的立法权属于联邦国会，联邦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任命。基本法虽然规定中央政府享有外交权力，但又授权特区政府有权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包括签发护照，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将此处的国家审判机关理解为中央的审判机关显然是误解。如果担心司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则应从完善诉讼制度的角度考虑（如实行三审制，原则上任何案件都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由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管最终司法权。

（3）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2] 焦洪昌：《从法院的地方化到法院设置的双轨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70—73页。

这也表明中央也享有司法权，但这并不能否定地方行使一定的司法权。在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根据宪法第115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是民族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五、结论 现代社会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中央事权。

司法权处理之事，就是发生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性质各异的案件，这些争议一般发生于本国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或国家机关之间，不具有对外属性。上海在2014年改革方案中选择了40余家法院和检察院中的八家进行试点。

[4] 为了落实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性质，新一轮司法改革采取了以下重大举措施：[5]（1）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省级统管。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这里的法律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以它是执行中央的意志，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如在人事任免方面，美国联邦中央负责整个联邦系统三级法院法官的任命，但现任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为874人。宪法第85条和106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